万众期待之下，芯片代工巨头中芯国际的回A之旅正式开启。6月1日，中芯国际科创板IPO申请正式获得上交所受理，计划募资200亿元。
半导体国产替代的浪潮滚滚而来，有多少人还记得中芯国际的创始人，那个为中国半导体事业奉献半生的“幕后英雄”？
20多年的技术攻关、数百亿的投入换来的只是一些落后的二手生产线，被寄予厚望的半导体企业最后只剩下上海华虹一个独苗，还只是个及格生。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，反而被进一步拉大。失落与无力感笼罩着整个行业。其实，中国半导体技术起步并不晚。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六七十年代，中国军工半导体技术，也一直保持在世界第一梯队。可不计成本、不在乎良率的军工技术，没办法直接复制到民用、商用领域。等到改革开放，国人才意识到，美、日、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，已远超中国大陆。为此，中央下指示：“砸铁卖铁，也要把半导体产业搞上去。”从80年代开始，国务院不惜动用财政赤字，发起了浩浩荡荡的半导体“三大战役”：1986年的“531战略”、1990年的“908工程”和1995年的“909工程”。以“908工程”为例，原本想引进一条当时较先进的6英寸0.8-1.2微米的芯片生产线。结果，行政审批花了2年，技术引进花了3年，建厂施工又花了2年。等到生产线投产时，国际上的主流制程已经达到了0.18微米，技术差距反而更大了。冷战期间，美欧日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“巴黎统筹委员会”（简称巴统组织），严格限制向东方阵营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科技产品，苏联和中国是最重要的封锁目标。苏联解体后，巴统组织宣告解散。但1996年，美国等33个国家又重新签订了一个替代性的“瓦森纳协议”，对武器及高科技产品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，中国依然是被管制国家之列。“瓦森纳协议”规定，西方国家对中国半导体技术出口，一般要按照“N-2”的原则审批，就是要比最先进的技术晚两代。加上审批中适当拖延时间，中国拿到的技术设备通常比最先进水平落后3-4代。“908”、“909”工程中，华晶、华虹两家国有企业在采购设备时均受制于“瓦森纳协议”。华晶7年建厂，沦为笑柄；华虹虽然顶着压力，不到两年就建成试产，但8英寸、0.5微米的生产线仍远远落后于国际主流技术。1999年，信息产业部召开全国战略研讨会，提出：2001年-2005年，全国再投200亿，拟建2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。会上，时任上海经委副主任江上舟提出反对意见：“自己投资只能建2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，而寻找海外伙伴投资，至少能建10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。”失败还历历在目，江上舟一言，令许多在场的专家、院士愕然。于是，寻找海外伙伴投资、突破“瓦森纳协议”封锁的重任，落到了“异议者”江上舟的肩上。就在此时，回国考察的台籍半导体专家张汝京，闯入了江上舟的视野。
当时，张汝京被誉为华人世界半导体产业的“第三号人物”。29岁那年，博士毕业的张汝京加入美国半导体巨头德州仪器，一干就是20年。期间，他做了8年技术研发，还协助德州仪器在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意大利完成了10座半导体工厂的建设、运营，是业内有名的建厂专家。心系祖国大陆的父亲问他：“你在世界各地建厂，为什么不回大陆建厂？”当时，中国电子部（工信部的前身）派代表去美国得州仪器参观，接待他们的正是张汝京。同年底，在电子部组织的一场论坛上，张汝京结识了微电子专家王阳元院士。当时，张汝京的学长陈正宇博士，在无锡成立了华晶上华，邀请他过去。另一边，台湾中华开发投资银行成立了世大半导体，也希望张汝京过去。考虑自己孤身一人、势单力薄，张汝京对中华开发说：“我是想去大陆，要不你们和陈正宇那边合作吧。”中华开发允诺。就这样，张汝京带着资金和一个台湾团队来到华晶上华。为了主持这个项目，张汝京在台湾和无锡之间，两地奔波。直到1998年2月的一天夜里，张汝京接到一个电话：“台当局要求中华开发把大陆的项目都停掉。”虽然极不情愿，但三个月后，大陆的项目成功验收通过。之后，张汝京和团队撤回台湾，专心做世大半导体的项目。离开前，张汝京团队开发的0.5微米半导体项目，已经是大陆最先进的。在世大，张汝京依旧心系大陆。根据他的计划：世大第一厂、第二厂建在台湾，第三厂到第十厂全部放在大陆。在张汝京的带领下，世大发展迅猛，仅用3年就成为全球第三大代工企业，产能超过台积电的三分之一。相互缠斗的台积电和台联电争着要买。2000年，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出资50亿美金，以8.5倍的高溢价买下世大。加入张忠谋麾下时，张汝京只提了一个要求：希望收购完成后，台积电可以到大陆投资建厂。惜才的张忠谋几次找他谈话，希望他能留下来。但张汝京回大陆的心意已决。据说，张汝京还为此被罚了很多台积电的股票。2000年初，回国考察的张汝京一行圈定了3个建厂地址，分别是：香港、北京和上海。他们最看好的是香港。这里最有希望规避美国的禁运，投资人和香港政府也很支持。特首董建华特批了建厂土地，张汝京要求在这块地以外，给员工盖一个宿舍。但香港的地产商不干了，以“炒地皮、炒楼价”为由发动游行示威，赶走了他。去北京时，时任市长刘淇和主管科技的副市长都不在，遂不了了之。到上海时，不仅徐光迪市长和主管科技的副市长全都在，还当即拍板并带他们去张江选地，“想要哪块都可以”。当时的张江还是块不毛之地。张汝京本来看中了上海金桥，因为华虹半导体也在那里。但上海给的政策很好，在江上舟的力邀之下，张汝京与虞华年博士、胡定华博士、杨雄哲教授、马启元教授最终商定：“聚焦张江！”
江上舟搭台，张汝京唱戏。接下来就是张汝京的Show Time。2000年8月24日，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。13个月后，上海第一座8英寸厂正式建成投产，创造了当时全球最快的芯片厂建厂纪录。很快，上海的1座工厂变3座；在北京，两座12英寸芯片厂破土动工；在天津，中芯国际又收购摩托罗拉的8英寸芯片厂……短短4年，中芯国际在纽约、香港两地上市，创造了半导体行业最快的上市纪录。次年，中芯国际成为仅次于台积电、台联电的全球第三大半导体代工企业。
短短数年，张汝京缔造了一个中国半导体行业举全国之力、花20多年都没能实现的奇迹。技术封锁、人才短缺、资金紧张……这几座阻挡中国半导体事业几十年的大山，被张汝京一一铲平。为避免像华晶、华虹那样在技术引进阶段就被疯狂狙击，张汝京刻意分散股权，淡化国资背景。2000年4月，张汝京在开曼群岛设立“中芯国际”，以此为平台募集资金，再以外商投资的身份在上海设厂。首期募资的16名股东中，只有上海实业、北大青鸟两家有中国背景。10亿美金中，绝大部分来自张汝京找来的外资；而张汝京本人的持股还不足1%。即便如此，中芯国际仍没能躲过“瓦森纳协议”的技术封锁。2001年，美国的0.13微米技术已经实现量产，而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只是0.35微米级别，足足差了3代。张汝京希望从美国进口0.18微米等级的生产线设备，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。据说，身为基督徒的张汝京前往美国四处游说，找齐了全美五大教会为他担保，还承诺中芯国际的产品只用于商业用途，不会用于军事用途，最后才获得了美国的出口许可。这一步，将中国半导体与国际最先进水平的差距从3-4代缩小到了1代。此后每隔一两年，中芯国际的生产线需要技术升级时，类似的刁难都会出现。直到2007年，中芯国际申请购买45纳米技术设备时，因为有过去六七年的良好记录，美国政府才没有刻意为难。2007年12月，中芯国际顺利拿到45纳米产品的生产设备，仅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1年。张汝京说：“45纳米是个很大的突破，以后基本上就和国外同步了。”如果没有张汝京和中芯国际，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升级绝达不到这样的速度，甚至能否缩短代际差距都还是个大大的问号。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：当中芯国际建成4座12英寸芯片工厂后，国企背景的华虹NEC筹划了多年的第一座12英寸工厂，依然因美国的技术封锁胎死腹中。2000年中芯国际成立时，国内做过0.35微米半导体芯片的还不到10人。中芯国际最初的团队中，有300多人都是张汝京在德州仪器和世大时的旧部。一时间，张汝京甚至掀起了台湾半导体工程师前往大陆工作的潮流。在资金方面，建一条10英寸生产线通常需要10亿美元，建一条8英寸生产线也需要数亿美元。而中芯国际在上市前一共只融了16.3亿美元，却同时建设和收购了6条生产线，靠的就是张汝京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的功夫。中芯国际开建时正处在行业低谷，张汝京购入了大量二手设备。“假设新设备要100块钱，别人维修好的二手设备买回来只要大概60、70块，”张汝京一笔笔分析，“我们买没维修过的二手设备只要20块，算上零件和人工费，一共约30块钱。”“很多人盖工厂，规模不到我们的一半，花费是我们的八成，效果还没我们好。”张汝京得意地说。在中芯国际，他住的是员工宿舍，吃的是7块钱的工作餐。为了省油，张汝京甚至不坐排量1.6的桑塔纳，只坐排量1.3的经济型轿车。2000年底，中芯国际一厂主厂房上梁。江上舟前去祝贺，张汝京只花20元放了串1000响鞭炮贺喜。那时，江上舟便看出张汝京摇钱聚宝，不讲排场，能成大事。
一连串发展奇迹的背后，是中芯国际不断激化的内部矛盾。当初，为了绕过国际技术封锁形成的分散股权成了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。在中芯国际内部，有创始人张汝京、中国政府和股东三股力量在博弈。中国政府的诉求是：将中芯国际打造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代工企业，带动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和升级。张汝京坚定地站在了中国政府一边：一切以产业升级为优先。尹志尧、王宁国、武平、陈大同、戴伟民、朱一明……张汝京与中芯国际的示范效应，吸引了一大批半导体产业的华人精英归国创业。2000年以后，珠海炬力、中兴微、澜起科技、兆易创新等一大批优秀的半导体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。而这些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企业，大都得到过张汝京和中芯国际的帮助。在半导体行业，鲜有代工企业愿意用那些新晋国产设备商的设备，因为质量没有保证，风险太大。但“爱用国货”的张汝京愿意给他们机会。遇到设备和材料采购，他都会先问问：“有没有合格的国产产品能够替代？”在中芯国际的带动下，上海迅速聚集了一批优秀半导体企业，形成了浦东张江、松江和漕河泾“两江一河”半导体产业带。2006年，上海半导体工业增加值800亿元，占全国的80%。以上海为中心，北京、成都、武汉、深圳等地的半导体产业也渐成规模。为了缩小与国际上的技术差距，张汝京只能打破正常经营节奏。8英寸生产线的投资成本还没收回，12英寸生产线又立即上马。雪球越滚越大，利润难以覆盖投资成本。如果不投12英寸生产线，中芯国际会是中国大陆所有半导体公司中盈利最好的公司之一。“但是，不做12英寸中芯国际有前途吗？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有前途吗？”他清楚，如果等8英寸折旧完再投资12英寸，中芯国际将永远无法跟上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升级步伐。但在股东眼中，长期亏损和“盲目扩张”始终是张汝京的两大败笔。内部反对声渐起。好在中芯国际当时的发展蒸蒸日上，股东还可以为长期利益作出妥协和让步。当时，存储芯片价格崩盘，再度巨亏的中芯国际急需补充资本。黑石、TPG等都曾找到张汝京，表示愿以优厚价格收购中芯国际股权。可张汝京明白，公司一旦被私募股权基金控制，下场多半是分拆出售。他不愿重蹈世大的覆辙。走投无路的张汝京只好求助中国政府。政府推荐了大唐电信、华润以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三家央企作为备选。董事会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。最终，张汝京还是力排众议，选择了国内央企。几轮谈判中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因旗下公司生产军工产品出局，华润则因为要求将中芯国际更名而被董事会否定，大唐电信最终入围。2008年11月，大唐电信入股中芯国际，取代上海实业成为第一大股东。
适逢金融风暴，中芯国际股价从1.4港元跌至0.4港元。最终，大唐电信仅用1.76亿美元就获得了中芯国际16.6%股份。融资额巨额缩水，加之股权被过度稀释，原有股东对张汝京越发不满。一边是试图谋求控制权的大唐电信，一边是只关心财务回报的财务投资者，董事会矛盾日渐激化，张汝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。直到2009年6月，江上舟以独立非执行董事身份出任中芯国际董事长。二人联手协调各方关系，中芯国际的局势才暂时稳定下来。
2009年11月11日，上海张江的一间公寓，被中芯国际员工和媒体围得水泄不通。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最终的答案：张汝京是否真的引咎辞职，要离开他一手创办的中芯国际？一天前，中芯国际宣布了两项重大消息：一是公司与台积电长达6年的纠纷诉讼达成最终和解；二是CEO张汝京宣布辞职。2000年创立中芯国际时，正值两岸关系趋紧的当口。台湾对大陆的技术封锁愈加疯狂，严禁高科技企业进入内地。早在张汝京四处奔走募资时，台湾当局就已经在从中阻拦。当时，不少台湾基金和财团都打算投资中芯国际。可是，有两家台湾基金股东的名字不慎被泄漏，台湾当局马上就逼这两家基金退股。2005年，中国台湾“经济部”又以非法投资为由，对张汝京处以500万新台币罚款，并限期6个月内撤资，否则将连续罚款，直至撤资为止。但张汝京态度相当强硬，直接宣布放弃台湾户籍，与台湾脱离关系。直到2007年3月，处罚决定才被撤销。不止张汝京，另一位前辈也因坚持投资大陆惹来了麻烦。台联电前董事长曹兴诚早就看好与大陆合作。面对先行一步的张汝京，他也坐不住了。2001年，台联电以“援助”的方式创立了苏州和舰科技。面对政治压力，他并未服软，甚至多次公开讽刺，“如果早上搭飞机去上海，傍晚再坐飞机回台湾，这样就不算出走大陆了吧。”诉讼和“政治”麻烦接踵而至。2006年，曹兴诚被迫辞去联电董事长的职务。在中芯国际创立之初，1000人的团队里，有300多人是来自台湾的技术人员。张汝京甚至还曾尝试把台积电的一支科研团队整体挖过来。2003年8月，在中芯国际两地上市的关键时刻，台积电出手了。台积电在美国加州起诉中芯国际窃取商业机密，索赔10亿美元。当时，中芯国际一年的营收才3.6亿美元。自知理亏的中芯国际于2005年与台积电和解，不仅赔偿1.75亿美元，还同意台积电“自由检查”中芯国际的所有技术。2006年，在中芯国际准备外部融资的关键时刻，台积电再次出手，控诉其最新的0.13微米工艺使用台积电技术，违反了《和解协议》。2008年以后，两岸关系缓和，在张汝京的主导下，双方一度达成了和解的初步框架。但双方律师始终无法在细节条款上达成一致，而且中芯国际的代理律师认为，己方证据充分，胜诉把握很大，坚持要打到最后。2009年11月3日，美国加州地方法院判决中芯国际败诉。次日，双方达成庭下和解。中芯国际分4年向台积电赔偿2亿美元现金，同时向台积电支付8%股权，外加授出2%的认股权。尽管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中芯国际，但张汝京丝毫没有抱怨或难过，他反而安慰朋友们，“不要认为这是人生中很大的失败，不要被打趴下。人生总是要不断的努力。”他关心的从来不是个人得失。“这个过程对我而言，我觉得焉知非福。因为那个项目做起来了，中芯国际开创的不错，现在接班也很好。”张汝京说。
2020年5月，中芯国际回A上市的消息振奋了整个行业。当国产替代的前景让人们对中国半导体充满希望的时候，很多人已经忘了2000年以前中国半导体事业的愁云密布，忘了张汝京是如何一步步让人们重新燃起希望的。从中芯国际离职时，张汝京签了一份竞业协议：从2010年起，三年之内，不得再从事芯片相关工作。就在人们以为他要就此退休时，张汝京得知，自己被允许从事LED和太阳能领域的芯片工作。他马上就创立了一家LED工厂，主业是为LED产品生产变换光谱、转换电压等功能芯片。2014年，竞业协议到期，张汝京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第三次创业，建立大陆首个300毫米大硅片项目的承担主体——上海新昇半导体。3年后，在新昇经营逐渐稳定、产能即将突破12万片/月的时候，张汝京又离职了。2018年，70岁的张汝京转战青岛，创立国内第一家CIDM模式的半导体公司芯恩半导体。半导体行业有三种运作模式：Fabless、Foundry和IDM。Fabless即仅做设计、不自主生产，以高通、华为海思为代表；Foundry即不做设计、仅做代工生产，以台积电和中芯国际为代表；IDM则是两者结合，设计和自主生产两手抓。这种模式可以避免被卡脖子，而且利润率比前两种都高。2018年，德州仪器的毛利率达到65%，比高通高10个百分点，比台积电高10-20个百分点。在德州仪器工作时，张汝京就计划将来回国建IDM工厂。但成立中芯国际时，时机并不成熟。因为IDM模式需要大量设计人才，国内人才短缺，只能先从代工做起。2009年，中芯国际一度计划向IDM模式转型。但随着张汝京的离开，一切戛然而止。一家IDM企业往往需要几千个设计工程师，但张汝京连200个都找不到。为此，他选择了CIDM模式：引入30至40家设计公司交叉持股，变相获得3000-4000人的设计团队。CIDM模式下，产能扩张速度超乎想象。芯恩的二期投产后，张汝京预计每月产能可达到10至20万片8寸芯片。从中芯国际、上海新昇，再到芯恩半导体，张汝京一直努力填补国内半导体行业的空白，推动产业升级。而这些企业也显现出浓厚的“张汝京”特色。比如，逆周期建厂，把投资成本压缩到极致；追求节俭和高效；大批老部下的坚决追随。目前芯恩400多人的团队中，有近百人是张汝京之前的老部下。其中，有10位是前中芯国际的副总裁。面对国内半导体行业每年30-40万的人才缺口，张汝京也没闲着。他主导成立了青岛大学微纳技术学院，并担任终身名誉院长，旨在用“本土化”方案，解决青岛乃至山东的半导体人才缺口问题。许多人说，张汝京的一生“三起三落”，三次创办企业，又重头再来。但他从没气馁，“我到大陆来，就是要帮我们中国做一些事情，遇到什么困难，没关系，克服。遇到什么挫折，挺过去，然后东山再起，再做。”从2000年回国开始，他为中国半导体事业奋斗半生。2017年的“集微半导体峰会”上，倪光南院士代表国家，为张汝京颁发了中国半导体产业“终身贡献奖”。再提起张汝京时，大家都习惯了叫他：中国半导体之父。
1.《股权战争》，苏龙飞
2.《“芯”路历程》，胡启立
3.《中国芯酸往事》，饭统戴老板
4.《张汝京：告别中芯国际这10年》，全天候科技